誤醫誤診和羅里•斯湯頓

在人身傷害律師處理的最棘手案件中,醫療過失事故一直佔據相當比例,因為此類案件鮮少存在明確界定的行為人,比如醉駕司機,或是為了追逐利潤而無視安全法規的企業。在醫療過失案件中,被告更可能是一位奉獻畢生精力治病救人的醫護工作者,只是此人在特別情況下,出於某種原因,犯了傷害患者的醫療過失。正因如此,聯邦醫療過錯法一直遭到醫療機構和醫護人員的強烈抗議,在他們看來,他們一心幫助患者,不該因為偶然犯錯而受罰。多數辦案認真的人身傷害律師都理解這一點,所以會小心選擇客戶委託的案件。

但有時律師會在一宗醫療過失案的評估上存在分歧,有時亦會舉棋不定,不知應否提出訴訟。

媒體廣泛關注的12歲少年羅里•斯湯頓(Rory Staunton)案,就凸顯出律師研判此類案件的難度。

事情要從3月28日星期三說起,那天只有華氏40幾度,每位學生家長都特別擔心孩子染上流感。家住皇后區陽邊花園(Sunnyside Gardens),快樂又健康的羅里,在體育課上參加了一場格外激烈的籃球比賽。在比賽中,他被輕微擦傷,但貼上創可貼後,又重返賽場。

可到了傍晚,羅里的體溫升到104度,同時伴有心跳加快,腿部劇痛,皮膚起斑,以及無法控制的乾嘔和嘔吐症狀。羅里的父母第二天傍晚帶他去看家庭兒科醫生,醫生建議他立即到紐約大學Langone醫療中心就診。

根據Languone醫療中心醫生的診斷,羅里患上了脫水和胃部不適症。醫生給他打了吊瓶,開了泰諾止痛藥(Tylenol),直到症狀緩解。

但實際上,羅里感染了化膿性鏈球菌(streptococcus pyogenes),這種細菌已通過他的血液急劇擴散,令他的血壓降至危險低位,每延誤治療一個小時,他的生存機會就減少7.6%。

可是醫生卻讓羅里回家了。

不僅如此,羅里從紐約大學醫療中心出院僅3小時之後,實驗室就出爐一組化驗數據,上面顯示,羅里的身體正以異常速度製造帶狀中性粒細胞(banded neutrophils),這經常意味著嚴重的細菌感染。

但醫院一方卻沒有給斯湯頓家打電話,導致羅里的病情繼續惡化,他的身體開始變青,即使是最輕微的觸碰,也會令他痛苦尖叫。但如果醫生複查了羅里的化驗報告,斯湯頓夫婦就會意識到兒子的危險處境,帶他接受進一步化驗和治療,也許羅里就有康復的機會。所以不論如何,紐約大學醫療中心的醫生,都應該就羅里的化驗結果採取措施。

兩天之後,3月30日星期五,羅里的病情進一步惡化,斯湯頓夫婦再次把兒子送進紐約大學醫療中心急診室。那時羅里的病情已經演變為敗血症,醫生為維持他的臟器功能,連續搶救了兩天,其間還兩度電擊恢復他的心跳,但仍然回天乏術。4月1日深夜,羅里•斯湯頓離開人世。

本案的難度在於,這種由細菌感染引發的敗血症,通常很難及時確診,原因是其症狀不典型和破壞速度極快。統計數字顯示,在首次記錄患者血壓下降的6小時內,兩名敗血症患者中,大約只有一人能夠接受正確治療,但即便及時獲得正確救治,患者的平均存活率也不足五成。

斯湯頓一家已委託一位誤醫誤診律師展開調查,希望能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,盡可能地得到最佳幫助。我猜想紐約大學醫療中心的醫生,會援引上述統計數據,宣稱醫院不論是否把化驗結果告知斯湯頓一家,都無法挽回羅里的生命。

這一辯詞我不能認同。

羅里是因為罹患重疾才被送進急診室的,他需要及時獲得正確的診斷和治療。紐約大學醫療中心的醫護人員是發現和治療感染的專家,可他們卻未能盡職,因而斷送了一個少年的性命。

當羅里走進那間急診室時,或許只有五成機會活命,但因為醫生的過失,連這一僅有的機會都化為烏有。

因此在我看來,本案其實不難研判。